记者/郭慧敏实习记者/刘伊霞

编辑/刘汨

?岑小林正在练习后空翻

因为距离白云机场很近，广州市花都区七星小学的上空，每隔几分钟就有一架飞机经过。最近的时候，站在在操场上就能看见飞机的舷窗。在这里上学的孩子们，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坐飞机的梦想。

七星小学的生源主要由打工子弟和留守儿童构成，年，体育老师赖宣治在这里组建了一支跳绳队。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几年来，这支队伍以“黑马”的态势，连连在国内外比赛中夺魁。

跳绳帮孩子们实现了坐飞机的梦想，队员岑小林现在还记得，第一外出坐飞机比赛时，他帮不清楚安检规定的同学，喝掉了四瓶水和一罐八宝粥。

跳绳也带来了现实的机会，年，花都区两所示范性高中将跳绳纳入了自主招生项目。这些外来打工者的孩子们，只要通过跳绳单项考核，就有机会以最低录取分数线，进入当地最优秀的高中就读。

今年七月，在挪威举行的跳绳世界杯上，岑小林以3分钟次的成绩，刷新了自己去年创造的世界纪录。他还想把手里的跳绳继续拼命地摇下去，摇出一片更广阔的天地。

?七星小学新建的教学楼

流放学校

8月底的早晨，七星小学空荡荡的，只有教学楼一层的训练场里，传出了一阵孩子的说笑声。跳绳队的训练没有因暑假中断，几个女生一手摆弄着跳绳、一手端着刚喝了一半的小米粥，几个男生也拿着跳绳，正围在一起兴奋地讨论着昨晚的游戏对局。

8点半，训练正式开始，先是常规的热身动作加后空翻练习，几组下来，即使岑小林这样二年级就入队的“元老”，额头也冒出了汗珠。

岑小林今年18岁了，因为到广州后重新从低年级读起，现在他刚上初三。像岑小林这样在中学继续参加跳绳比赛的，暑期训练也仍在母校七星小学进行。今年七月，在挪威举行的跳绳世界杯上，岑小林刚以3分钟次的成绩，刷新了自己去年创造的世界纪录。整个花都跳绳队，一共获得了37个单项冠军。

同样的后空翻动作，对15岁的女孩刘绘春难度更大些，身材微胖的她犹豫中踱着小碎步，错过了本该做动作的位置。排在前面的同学回头看了她一眼，刘绘春脸涨得通红，不好意思地笑了。

这样的训练一直要持续到下午四点半，中间有两到三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即使有两台空调、四个吊扇一起为训练场降温，孩子们的运动衣还是很快被汗水浸透了。

“阿赖，给我倒一杯可乐”，训练间隙，孩子们跑到教练赖宣治身边，对这个30来岁的体育老师，孩子们没什么拘束，习惯直呼他的外号甚至撒个娇，“我们想坐飞机出去比赛了。”

年，从体育学院毕业的赖宣治来到七星小学担任体育老师。那时，全校师生加在一起不到人，留守儿童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占了80%，赖宣治是这里唯一的大学生教师。

由于设施和观念的落后，孩子们在体育课上手足无措，赖宣治找到校长说：“给我五年时间，我一定把体育搞好！”

在成立跳绳队之前，赖宣治曾尝试建立篮球队、足球队，但因缺乏经费、器材、场地，都以失败告终。年，广州市花都区在中小学中推广跳绳运动，赖宣治决定再做一次尝试，从学校里选出了50多人组成跳绳队。

成立之初，赖宣治挑选队员没什么标准，几乎所有愿意加入的学生都会被接纳，“毕竟学校里一共才多个学生，选择余地不大”，岑小林是少数几个因身体素质好而被选拔的队员。

在一次体育课上，赖宣治给班上的几个男孩子每人一根跳绳，没有说明目的，只是在一旁观察。一开始，同学们都会拿起跳绳跳几下，但新鲜劲儿一过，就陆续扔下跳绳走开了。五分钟过后，只有岑小林还在那里坚持跳着。

赖宣治想把体育搞上去，孩子们入队的心思，却各不相同。

岑小林从贵州老家来了广州，父母一直忙于在花棚里打工，跳绳成了岑小林唯一的课余活动。他一度不知道自己在练些什么，尤其最初有大量跑步、俯卧撑的体能训练，每天回到家，岑小林觉得浑身疼痛。“但是退出的话，生活就只剩下学习了。”

刘绘春的老家也在贵州，在训练的同时，她要帮母亲打工插花。周末上午的训练结束，同学们大都回家吃饭，她给母亲打电话询问工作的地点，然后四下看看，确保赖宣治不在附近，才跑到学校对面的小卖部。“阿赖担心我们的安全，不让骑电动车，我把车藏在这里了。”

?家长们打工的菜棚

荣誉与误解

建队之初，赖宣治对跳绳一窍不通，在花都区组织的三次跳绳基本功测试中，他成了全区唯一一个没有及格的体育老师。学校里的老师调侃他：“你要是能学会跳绳，猪都能上树。”

赖宣治不甘心，每天下班以后就在宿舍里看视频、找资料，研究国内外的跳绳比赛。他发现弓着腰比直着腰跳得快，正抬腿比后抬腿跳得快，在这个基础之上，赖宣治将传统的跳绳方法改良成了半蹲式跳法。

跳绳队成立时，正好赶上学校盖新教学楼，缺少资金为跳绳队购买器材。赖宣治发现钢丝线柔软有韧性，正是绝佳的跳绳材料，他搜集了一堆刹车线和废弃电线做成跳绳，没想到比传统跳绳效果更好。

赖宣治每天带队两练，早上六点半到七点半，下午四点半到五点半，一年里只休息了五天。孩子们除了文化课之外，每天都要留出两小时练习跳绳，周末则需要全天练习。汗水一次又一次滴到训练室的橡胶地板上，最后形成了一圈又一圈的深色印迹。

赖宣治不大担心孩子们扛不住辛苦，他更大的烦恼来自家长们的质疑。

在七星小学的学生群体中，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和本地留守儿童最多，在年一度达到了80%的比例，跳绳队的人员构成也是如此。打工者们大多对子女的教育没有更多要求，只希望好好读书，将来找份不错的工作。

训练进行一年后，很多家长到学校投诉：“你们学校是不是只开展跳绳，还让不让孩子学习了？！”

岑小林的父母也是反对者之一，他们看着儿子每天训练后回到家里无精打采的样子，不洗澡、不写作业、倒在床上就睡，“没时间学习，饭也不吃。”

有一天训练结束之后，赖宣治开了个小会，队员们放学迟了5分钟。等在校门口的家长按捺不住怒火，把他骂了一顿。

越来越多队员退出了跳绳队，50多人的队伍一度只剩下两三个人。

赖宣治挨个去退队的孩子家里家访，和家长们说跳绳的好处，没什么人听的进去，他又保证，跳绳不会耽误学习。头两次去时，家长们不松口，但对赖宣治还算热情，留下招待吃饭；第三四次去时，没什么家长再请他进门喝水了；到了第五次，家长实在不耐烦了，对赖宣治说：“好好好，我们同意了，你快把孩子带走训练去吧。”

年，赖宣治带领七星小学跳绳队参加了花都区第二届中小学生跳绳比赛，凭借独特的半蹲式跳法，队员们第一次参赛就包揽了80%的金牌，还拿到了团体总分第一名。随后，在年的安徽全国跳绳比赛上，七星小学又拿下了30多枚金牌。

在国际赛场上，七星小学同样是黑马的态势，年在瑞典举行的世界跳绳锦标赛，他们又斩获了34块金牌，并获得了中国在这项赛事上的首个团体冠军。赖宣治说，在国歌奏响时，他是全程哭着唱完的。

荣誉反而带来了新的误解。

岑小林的父亲曾听邻居说，赢了跳绳比赛会有很多奖金，工友也调侃他：“你孩子那么出名，拿了那么多奖金，还干什么活啊？”

这让他很疑惑，“别说三万五万了，三百五百我都没看到过，哪有什么奖金啊”。

赖宣治很无奈，只能去跟家长解释，“跳绳不是奥运项目，比赛没有奖金的。”但这并不会让所有家长信服，赖宣治又一次在学校门口被家长骂了：“你训练这些孩子，就是为了给你争冠军拿奖金对不对！”

有天晚上，赖宣治在学校的宿舍一夜没合眼，一直坐到天亮，“我当时真的想放弃了。”但是第二天早上五点半，看到队员们又准时来到训练场热身，豆大的汗珠从孩子们的脸颊滑落，赖宣治突然觉得一切都值得了。

?赖宣治在训练中和队员交流

外面的世界

广州市花都区有大量的蔬菜和绿萝种植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巨大，大批贵州打工者因此聚集于此，岑小林的家人也在其中。

年幼时，岑小林被留在了老家的村子里，全家只有在外工作的父母有手机，老家的村子里连部公用电话都没有，岑小林的视野也被困在了贵州的大山里。

因为距离广州白云机场很近，七星小学的上空，每隔几分钟就有一架飞机飞过，最近的时候，在操场上能看见飞机的舷窗。在这里就读的孩子，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坐飞机的梦想。

岑小林第一次坐飞机，是去广西南宁参加跳绳全国分站赛，出发之前，他在手机上正好刷到了飞机失事的新闻，吓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但赛事在即，也只能硬着头皮去了机场。

第一次坐飞机，有个同学买了很多水和牛奶，打算路上吃，但到了机场才知道液体不能带上飞机。正好轮到岑小林过安检，他赶紧退回来，帮同学喝了四瓶水、吃了一罐八宝粥。

刘绘春也有过类似的经历。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她买了12瓶牛奶，得知过不了安检，只能将牛奶分给了同学们，大家还调侃她：“之前跟你要都不给，现在这么好？”

坐飞机只是面对陌生世界的第一步，第一次去参加国际跳绳比赛的时候，岑小林很内向，几乎不会主动和对手交流。“语言不通，我怕别人听不懂，就干脆不和别人说话。”。

队里的同学都差不多，只和“自己人”说话，不像国外的选手们，会主动跑到其他国家的队伍里交流，“他们看起来都很自信，比赛的时候都是面带微笑的。”

自信还是来源于成绩，当一块块金牌落在七星小学名下后，越来越多的外国选手在比赛间隙来到七星小学的休息区，举起手里的绳子比划着，想要知道岑小林为什么能跳得那么快。岑小林一边用跳绳演示，一边搜索脑海里的英语单词来解说动作。

有一次，岑小林主动加了一个日本选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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