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足球#

校园足球的改革和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处理好学生升学的问题《实施意见》指出:校园足球应完善考试招生政策，激励学生长期积极参加足球学习和训练。在“后特长生时代”，尽管国家在政策层面通过建立校园足球运动员等级制度、初中体育考试(以下简称体育中考)改革、扩大高校高水平足球队和招生的数量等，努力为校园足球的升学提供利好政策环境，但足球特长生的升学、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专科教育的升学等弱势政策客体却逆势凸显。

教育部自年起要求逐步减少基础教育中特长生招生学校和招生比例，直至年前取消各类特长生招生。但据笔者了解，今年部分基础教育学校依旧采用设置特长生招生考试的形式招收足球特长生。这寓示着“后特长生时代”如果严格执行取消特长生招生的政策，一方面足球特长生的升学会出现“供过于求”的问题;另一方面招生学校对足球特长生的招生会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足球特长生与招生学校之间的双向供求矛盾表明足球特长生的升学(招生)渠道不足。

教育部与中国足协合作，建立了校园足球运动员等级制度，通过四级联赛、“满天星”，训练营等途径增加了足球运动员等级认定的方式与数量，拓宽了足球特长生的升学渠道。但运动员等级认定的升学渠道在“特长生时代”就有，其主要目的是为运动队储备运动技术水平较高的人才。在“后特长生时代”，增大足球运动员等级认定的数量可以看作是对取消特长生而进行的升学补偿。但是，对于校园足球育人目标的取向和补偿数量的合理性是值得推敲的。如果不是，那么客观存在的足球特长生的升学矛盾又如何解决?

体育中考改革与足球考试项目的设置是解决校园足球升学问题的途径之一。但是，在“后特长生时代”，足球考试项目对足球特长生的升学作用非常有限:

第一，考试性质不同。体育中考是一种普适性的考试，与音、体、美等方面具有特殊才能、特殊人才进行专业能力的考试有区别。所以体育中考在内容的设计上就会与足球特长生的升学诉求产生一定的偏差。

第二，选择足球考试项目的人数地区性差异明显。北京市年体育中考中足球项目的选择率最高，为49.5%(男生选择率高达60.96%);贵州省六枝特区7所农村初中学校年到年所有学生对体育中考中技巧类项目的选择都是跳绳(可选项目:篮球、足球、跳远、跳绳);年郑州市区共计有名考生参加体育中考，选择足球运球的考生只有人，占全部人数的2%。各地区足球考试项目选择人数的巨大差异表明:足球考试项目未充分发挥升学通道作用。

第三，体育中考的应试现象严重。学生多选择容易拿分的项目参加考试，且只针对考试内容进行练习。足球考试项目不利于筛选出真正会踢球的学生。第四，受限于初中升学考试性质，高中学校无法通过体育中考定向选拔初中足球特长生，不利于初、高中校园足球的衔接。

基础教育的“后特长生时代”恰逢校园足球培养足球特长生的“井喷时期”。如果只是简单取消特长生招生，而不进行合理的升学政策改革，那么校园足球培养的大量足球特长生的升学将成为升学利好政策下的弱势政策客体，校园足球与足球运动员等级认定之间的关系会有衍变为功利化关系的危险。

“踢好足球，上好大学”一度成为校园足球的宣传口号。截止到年，所招收高水平足球队的高校几乎都是本科层次的“好学校”。年，武磊、傅欢、蔡慧康等多名现役球员被推荐到同济大学读书。年7月，山东鲁能预备队两名球员郝海毅和高鸣扬分别被北京体育大学和山东理工大学录取。南通市教育局局长郭毅浩表示，南通市足球特长生获得一级运动员资格不设最低控制线即可升入普通高中。这都是“踢好足球”上“好学校”的范例，但我国的具体教育国情却不尽于此。

《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年)》提出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大体相当。年普通高中在校生人数为.4万人(占比约60.4%，除成人中专外的中等职业教育(只含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在校生人数为.2万人(占比约36.6%。

此外，年全国普通本科应届生招生人数为人;同年普通专科应届生招生人数为人，两者人数比接近1:1。基于我国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大体相当，普通本科招生与普通专科招生人数十分接近的教育国情，校园足球升学政策的目光都盯在“好学校”、上大学，缺少对中等职业教育和专科学校升学渠道的均衡布局，这不是解决升学弱势政策客体问题的良药，反而加剧了升学矛盾，有精英升学之嫌。